——从日本“沙林毒气”事件到复旦投毒案说起

文/xiejun

一、背景

2015年6月15周一开始的过山车式的股灾还在持续喘息中，2016年农历新年刚过房地产市场又上演一场过山车式的涨价风暴，北上广深全线告急，新一轮泡沫刺激政策愈演愈烈。我也因此想到岛国日本曾今发生的惊人相似的历史：1995年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的第五十年，一个划时代的年头。这年春天，日本对美元的汇率冲破八十日元大关创历史最高纪录，同时股价毛骨悚然持续下跌，地产泡沫被刺破，地价也是哗哗暴跌。金融机构持有的不良资产如同体内危险的脓液悄然增殖，地狱的盖子正在被旋开。

二、事实

2013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黄洋遭他人投毒后死亡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是受害人黄洋的室友，投毒药品为剧毒化学品N-二甲基亚硝胺。2015年8月上旬，备受媒体关注的‘复旦投毒案“再度引起热议——被告人林森浩父亲林父请求不核准并撤销林森浩死刑，并与最高法法官为此见面了数个小时的消息引爆了舆论。2015年12月9日，最高法已核准林森浩死刑。 2015年12月11日，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也是刚刚过去的事件，似乎最近才悄无声息了。无独有偶，还是回到历史，回到背景中的1995年1月17日凌晨五时四十六分，巨大的地震毫无征兆袭击了神户及附近地区。这只是噩梦的开端，3月20日，一个叫”奥姆真理教“的新兴宗教团体使用沙林毒气袭击了东京的地铁车厢，五个乔装打扮的犯罪实施者分别乘上东京三条地铁线的五趟列车，将两只装有二百毫升液态沙林的塑料袋放在地板上用尖锐的伞尖戳破，也是周一早晨的上班峰值时段，导致乘客及地铁站员工12人丧生，超过3000市民中毒送往医院。被称为”无差别恐怖事件“令东京陷入战后最大的混乱状态。发生在中日两国的这两起事件的差别是危害的程度和定性的区别，一个是个体的刑事案件，一个是社会层级的恐怖事件。那么共性是什么？我们在震惊之余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或者我们更多的是感到了困惑？

三、调查及现状

日本地铁沙林事件的五个犯罪实施者并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单纯狂热的”宗教狂人“，而是受过很高教育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一个是心脏外科医生，一个是早稻田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生，一个是东海大学应用物理学本科生，一个是东京的大学应用物理学博士生，还有一个是人工智能专家。复旦投毒案也是医学研究生，都是具备高智商天赋，利用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实施犯罪的。在日本，他们被称为“冷漠一代”，以经济富足为背景登场的新一类日本人，表现为冷漠，个人主义，爱取守势，其思考形态是水平的。重视制造与他人的差异，比如力图穿不同于他人的服装，听不同于他人的音乐，读不同于他人的书籍。这固然是不错的，但社会有他的潜规则：这种差异必须不致大大偏离社会一般认识。当时的日本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全面个人主义的基本土壤，因而这种差异被无止境地细分化、技巧化，变得越来越耗费财力。这与日本泡沫经济相呼应，向着“楼王”，宝马，阿玛尼，年份葡萄酒等推演下去，致而带给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以无边无际的闭塞感，目的丧失后的挫败感。对这一代人这一部分人群的客观认识很有必要，一个变异化的个体事件的出现其在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施加的烙印，这烙印即使你无视却有躲不开的创痛。

看了作家当时的资料分析，我有一个诧异的发现：那时的日本就如现时的中国，许多是惊人的相似，那么不同国家发生的看似极少数的极致暴力事件就不是偶然巧合的了。不用分析我国当前的社会现状，就看看当时的日本吧：

经过7、8年经济飞速发展，逐渐积聚资产泡沫，到1991年以地产开始的泡沫开始破裂，竞争加剧生活的压力，社会逐渐丧失对人才或精英的主动接纳能力。他们发出疑问：不断追求富足，可结果走到哪里？我们的社会最终目标所想是个怎么样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直接给个人带来幸福”的第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买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如今北京就是这样的现状），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企业竞争过于残酷，都不能正经享用带薪休假，半夜下班回家，孩子们早已酣然入睡，周末假日主要用于休息已消解疲劳。乘日比谷线上下班的上班族自嘲地笑着说：”其实根本用不着谁特地跑来喷洒沙林毒气，这样的列车居然还没死人，本来就叫人奇怪。“这就是我的国家，不管日本如何在统计数字上夸耀经济的繁荣，构成社会的“普通百姓”却很难真实感受到自己拥有相称的富足生活。就像沙漠上的海市蜃楼， 不管如何靠近，它始终远远遁去。所以，他们——那些皈依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包括沙林案实施者。在中国，神秘宗教团体也渐渐有冒出水面的扩大趋势，前几年热议的”flg“就是这样，它的信徒更广泛，有老有少，有精英有普通百姓）不得不对自己被轻易社会化说一声“NO”：“也许人人都在这么做，可是我不愿这么做。”问题在于，日本社会并没有容纳说“NO”的人的副体制（我理解的这个副体制就是一种社会救助体制，一个对承担社会主要责任和压力的年轻一代的人文关爱与经济援助)。只要这种副体制缺失得不到解决，就有再度发生类似犯罪的可能性。

从1994年清华朱令”陀中毒“案到2013年复旦林森浩投毒案，相似手段相似环境相似的受害者身份，就是一个再度发生的犯罪例证。所幸没有宗教团体裹挟其中，但谁又能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发生？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文化，思想，性格）及对社会的影响力较之社会对他们的”特别关注“是不对等的。教育体制的不完善，社会组织的无力感及人文科学的欠发达性和系统性，还有社会上层的政策关注度低都导致我国目前的”副体制“极度缺乏，危机和危险都在黑暗中无声无息的累积着。

四、警惕

我们不妨和作家一同想象下自己：

时间是1995年3月20日，星期一。是个令人神清气爽的晴朗的初春早晨，依旧春寒料峭，路上的行人都穿着风衣。昨天是星期天，也许你会想：今天真想休息啊！遗憾的是因为各种事情你不能请假休息。所以你在一如平素的时刻起床，洗脸，吃完早饭，穿好衣服奔向车站，然后一如平素地坐上地铁去上班。那是平凡之极的一个早晨，人生中与其他日子毫无区别的普通一天。直到五个戴假发贴假胡须的年轻男子，拿着用砂轮打磨锋利的伞尖把装有奇妙液体的塑料袋戳破为止。

请警惕我们身边的“毒药”！

星光不问记：这样的时政分析文章我也很喜欢看，作为结论当然还得验证，但作为参考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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