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谷米

<1>

那百子柜不大，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柜前摆着个玻璃柜，里面装满了各种药品。她就游走在中间那窄窄的一小块地儿，手里操着把精致的戥子，不时回头看看玻璃柜上的药方子，继而一个个地拉开药斗，抓起一小撮称。

她是我妈的朋友，我和我妈正在她经营的一所小药店，在此之前也曾来过。

就近找了凳子坐下。往里看，还有三个老人，她正给老人抓药。

就个停下来休息的当儿，她对着我妈说，“嗯——刚过年，你是吃胖了。”

又看了看我，“你倒是瘦，都没给你吃饭是吧。怕不是亲生的？”一边说着一边就笑出了声。

“对，捡来的。”我妈也笑，开玩笑说。

她爱开玩笑，有时却也严肃。

她们就这样有几句没一句地说了起来。

我呢？四处张望打发着时间。

 <2>

我刚上大学。但大学生——毕业的没毕业的——早就已经多得数不过来了，要说我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我在蓄发，作为一个男生——当然，要留长的。我不学音乐不通画，并没有特别的理由需要如此，只是我愿意。长发男在电视里早已见怪不怪，真到生活里来，还是很多人不习惯。定主意的时候便已预料到所要面对的阻力。

家长、亲朋好友就是道最难过的关。长辈聊天，谈天论地，总是避免不了要谈及我这长头发的。对这些几乎一致的劝说，也只能是硬着头皮笑着听，扯开话题来。时间久了，也渐渐没什么，我也以为自己已经能习惯别人的看法了。

 <3>

“手。”

伸出了右手给她把脉。只是些小毛病，很快就诊断完毕。没有其他人来看病，她们接着聊家常。

“我是第一次见你儿子吧？”

我和我妈对望了一眼。“不是啊，来过的，”我妈说，“可能是因为这头发吧。”

她瞅着我的头发，要板起脸来。

“头发留这么长，都要比我的长了。”

我没说话。我妈说道：“没办法，一心想着留长。”

“大学生就应该有大学生的样子，”说着她就站起来，取了一瓶药，又坐下，“这样不男不女的像什么……”

她一直讲。与其说是讲，不如说是近乎训斥，像犯了错时面对长辈，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抿了抿嘴唇，听着她讲，不好移开目光埋下头。将放在桌子上的手移下来撑住膝盖。撑着不着力，又将手放上了桌子。

说完，她不做声，就盯着我。

我看得清楚，那张严肃的脸——前所未有的严肃——我脑子一片空白。为着那双就在眼前，却似相隔千里的眼，我多少有些发憷。

我快要不能保持微笑，却不晓得应该摆出什么表情。

 <4>

“明天，把头发剪了。”

这是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回家一路上一直在脑海里嗡嗡作响。

我被慑住了，被这道不容置疑的“命令”。

 <5>

或许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发生过：有时想做些改变，或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还来不及有所行动，还来不及应付路途上的疲惫，单是面对亲友的苦口婆心，就已经耗尽所有气力。选专业、做规划，抑或是结交知己朋友，却难免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哪怕那都是出于善意，奈何叫人难堪、退却。

很多人选择放弃，不是因为那些声音说得有多对，而是那份难堪苦在心里。

可正因为太多次不堪劝说而放弃，太多次想要有所作为却尽不如人意，陷入迷茫，我要找寻光亮，以留长发的方式。迷茫，却不愿迷失。

 <6>

“所以你去不去理发。”回家的路上我妈问道。

风徐徐扑到我脸上，吹得发丝飘扬。我扬起嘴角。

“不去的。”

星光不问记：想勇敢地做自己，内心是要非常强大的，不只是要面对无关紧要的人的议论，要面对更大的难堪是自己身边的人的不理解。

当你的行为和他们眼中预期的不一样时，他们会苦口婆心、会嗤之以鼻、会直接发难，以他们认为正确的样子来劝说你、评价你、命令你。

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因为大多数心中总有一个大众的标准，就是大多数人怎么样，你也应该那样才对。

这其实很无理，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边界的问题，什么事能管，什么事不要管。

确定事情的边界有两人个法则：

一个叫普遍性的必然法则，看事情与行为，是不是必然的，是不是普遍性的。

另一个是权利法则，看引发事情的行为，是不是合理的、符合权利概念的。

上面的故事中，这位阿姨犯了越界的错误，第一，人就不能留长发吗，男人就不能有长发吗？第二，她命令“我”理发，是她的权利吗，“我”的头发归不归她管呢？

道理就是这样，大家都明白，但为什么大家都不说什么呢？包括“我”在内，在别人的议论、劝说里宁可笑而不语，也不去争辩呢？

这是因为不同的人的认知层面不同，超出理解范围的，根本就无话说明，要说明也可以，成本会非常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只见了一面，就再见不到了，因为人家根本就是不想见。

而如果一个人，能特立独行到被认可，那么那些个性的特征反而会变成大众喜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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