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我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在遇到老公前，一点都不了解他们的生活。
文/高乐可
一、离开老家，南下打工
这几天，不好的消息传来：公公中风，准备入院。
公公婆婆年纪不过50来岁，前阵子他们刚从打工的江门回到韶关老家。近两年，他们一直在江门的一个布料厂做工。在去工厂前，公婆呆在自己老家的县城打工挺久了，经人介绍，得知江门那边的厂子工资更高，便离了熟悉的县城，毅然南下。
工资的确比县城要强一些。而女工人的工钱比男的每月少500，不问工种，统统如此。
工厂老板，听说人还不错，会在假期给工人们一些福利，比如水果、粽子之类的礼品，还有一次带全体工人去海边玩、吃海鲜。听婆婆聊起时，语气是挺感谢老板的。但是，厂子终归是个私营的主，在当下很多公司连双休日都无法保证的劳动大环境下，厂子的劳动条件、工作时长自不必说，是我这类“白领”无法体会的。
厂子由钢筋搭建，里面吱吱呀呀装着风扇。夏天，江门热极了，工人们就在闷热的厂房里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汗流浃背，衣裤湿透，风扇当作摆设的功能大一些。工人们早八晚八，12小时，月休2天。
2020年年中，公婆初到工厂，各自被安排了工种。公公负责搅拌胶水，他每天戴上口罩，穿上胶鞋，踩进一大池子的化学物质，一边把另一堆化学物质倒进池里一边搅拌。黏糊的胶质体在池子里，像一汪吃人的沼泽，铺天盖地散发着化学味道，这些味道分子钻过一层布做的口罩，直达肺部；婆婆则被安排去搬运布料，除了她，还有其他一些女工。布料成捆成捆、一卷一卷躺在卡车上，等着工人们去搬。一捆布料就是个大圆筒，又长又重又厚，裹着中间的一根钢棍做支撑。搬运的时候，需要两人协作，来来回回、回回来来地把布料从卡车搬到仓库。夏天太阳似火，婆婆戴着个帽子，和工友们在露天下，似蚂蚁般用肉身扛着重物奔走。
这次公公中风后，老公紧急回去看望，回来后说，妈全身上下，都是黑的。
二、如此省钱，为了哪般
其实，还在老家县城的时候，公婆的工钱也还过得去，生意不错的那阵子，每个月五千来块。那是个木厂，我去看过两次，环境还算松和，工作肯定是比江门的布料厂要轻松的，周围也都是他们熟悉的景象。可惜，五千元是早时候的事了，这两三年来，来自疫情和封山育林的双重压制，使得木厂的生意渐渐下滑，工钱自然随之跌落。岁数还能撑，体力还能撑，公婆希望再多多干活存点钱，就算子女不太希望他们远去江门做工，他们还是拿定了主意，哪怕那里又陌生又辛苦。
在干了半年多后，一次婆婆和儿子通话说，热，苦。又不怎么说得来普通话，周围的工友来自不同地方，能够通畅聊天的少之又少。我们劝她要不就别干了，不值得。回自己县城或者村里找点事做，也比在陌生地方的厂子干重活要强。婆婆口头一直说，嗯嗯，考虑下，却拖着没有离开。
大半辈子不知疲倦似的苦干，公婆的存款完全是经年累月才能积攒起来的。因为挣钱如此不易，他们特别省，经常不舍得坐车，靠步行去一个地方。可是，挣钱如抽丝，出钱如山倒，出卖苦力和节省所攒下来的钱，在几年前我和老公购房时，一下子掏出了20万；前阵子，老公弟弟也买房了，再次掏了10万。这几十万，不知他们一点一滴储蓄了多久。
在老家，当周围的村里人、亲戚都盖上了新屋时，公婆还守着不知多少年前建的瓦片旧屋。因为长年在外做工，旧屋只在节假日回一趟，所以公婆还没正式将新屋提上日程。但我们都知道，盖新屋，是他们早就期盼的，却一直搁置。在他们心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二儿子还没结婚，那些钱必须留着，尚没有勇气挪作“他用”，哪怕是为自己盖一间像样的屋子。不，别说是盖一间屋子了，就连厕所也不舍得弄弄。
公公尤为省钱，到了可以忽略自己健康的程度，我们没人劝得动他。有太多次，咳嗽、发烧，他不舍得去医院花钱看病。小病也许熬熬自己就好了，但公公有高血压，高血压不可忽视，也不可断药，他把省钱的力气也花在了应对高血压上。市面上控制高血压的药良莠不齐，公公专挑便宜的几十元一盒来买，效果难以保证。
从江门的工厂回到老家县城后没多久，公公的脚部出现了水肿，要不是婆婆逼他去看，估计他依然无所畏惧。在县里的医院，他查出了肾炎，可是院方对自己的医疗毫无信心。疫情当下，县里甚至村里跟着“动态清零”的节奏，天天搞核酸检测，这么多年了却在民生医疗水平上原地踏步。
“去市医院看吧……”医院说。
虽然二儿子就在市里上班，但公公隐瞒了情况，没有求助；他不知找了哪里的“老中医”，便宜地开了中药；有了中药，他竟然擅自把高血压药停了，没人知道。
中药并没起啥作用，高血压药却停了快两周。身体状况并不为意识所控制，该坏的正在继续坏下去。肾炎还没去正式治疗，中风的征兆就开始找上门。某天晚上，坐在沙发上的公公忽然忍不住道出一个感觉：“感觉手脚发麻啊……”
婆婆吓坏了，一看老伴已微微口歪，赶紧呼叫二儿子紧急送往市区医院。困于核酸要求，他们只能等待，没能马上见到医生，错过了第一次打溶栓针的机会；几个小时后，公公自我感觉似乎恢复了，省钱的执念再次占了上风，不想再去医院，错过了第二次打溶栓针的机会。
中风当然没有远离他，很快，又一次症状开始了。这一次，公公迅速从嘴歪、流口水，发展到了走路摇晃、言语不清、手脚几乎不能动弹的地步，最后只能躺卧在床。医生了解情况后，摇头说：“要是之前能顺利打上溶栓针就好了。中风后六小时内打上，怎么着都会好很多。”公公堵塞的不是大血管而是小血管，手术不能介入，只能住院用药治疗。
对于老父亲几头牛都拉不回来的省钱经，大家无不生起气来。省了小钱，糟了大钱和大罪。这次教训，应该可以让他自己明白吧！婆婆沉郁地说：“这下可好，照顾一个孩子。”老公赶回去看望那天，其实连医院都没能进去——还是因为疫情管控，不能放第二位家属进入。他只能从母亲口中了解多一些情况，通过微信视频看到了病床上的父亲。躺在床上的人虚弱无力，言语不能，神情琢磨不出是后悔、难过还是着急，所有的力气只能用来轻轻唤一声儿子的名字。
三、曾经，我“想不通”他们的苦
在村里人倾巢而出前往城市打工的时代来临之前，大家在村子里培育各自的庄稼、山林、竹子和茶叶，赚一些养家糊口的小钱，吃穿基本有着落，不至于饿死。我老公孩提时代，肉不常有，很多时候都是酱油拌饭配上辣椒、豆芽之类的，吃上一周，因为他们那些孩子的家里只能提供这些，高中以前从没喝过牛奶。我老公只比我大一岁半，在他没肉没菜的时候，我宿舍里的同学们拥有各种电子产品、高端超市买来的进口牛奶和水果，还有各种名牌鞋。
如果跟城里孩子说起来，恐怕会觉得村里人生活很苦甚至不可思议。不过，因为没有信息往来，没有对比，村里人沉浸在自己的环境中，不会觉得有任何与外部世界的不和谐，只觉得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直到老公通过大学跳出村子后，回头去看，才感叹一声：那时也就这么过来了啊！
公婆的坚韧，成功让两个儿子都考上大学出了村庄。他们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从小没余力接受教育的可怜结果已定型；孩子离家，不再需要亲自照顾，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其他人一样外出打工，在所有不得不接受的环境和不公下生存。城市化给他们带来的不适印刻在方方面面——大融合、快节奏、在资本面前毫无自保自辩的能力。这几年，部分村里人在外辛苦劳作多年后，回到村子盖了养老的好房子。但公婆觉得还不是时候，尽管两个儿子都已工作，他们依然想着还要多使点儿劲。为了钱、为了将来能够再稍微有力地支持孩子各方面，若身体没有太大不适，他们就会义无反顾继续干下去——他们早已习惯了。
做工很苦，但每次过节回村里见到他们，都是乐呵呵地、平和地和孩子们聊聊做工的事。我的成长之路与这种生活和工作毫无关联，每次在想象和感慨中，虽也能感到心疼，但是，以前的我幼稚肤浅偏多，容易陷入“知识诅咒”的陷阱里，替他们着急：怎么连这些常识也不懂呢？怎么会愿意献出健康来换钱呢？甚至会从“源头”在心里琢磨：怎么当初不努力走出村里呢？……诸如此类。是的，很遗憾，在变得更加成熟之前，我经常会有这些疑问，幸好，这种思想现在结束了，代之以默默不语，再没胆量去想这些自以为是的问题——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说任何话，只能嘱托一句：健康最要紧，有任何需要跟我们说。不知何时开始，《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一句话开始在我脑中扎根：在你想指责别人的时候，先停下来想想不是每个人都有你的好条件。
默默不语，其实不仅是没资格发表评论，更是无法言说公婆身上那一层含蓄的、不自知也不自夸的光辉。在这个社会等级中，毫无疑问他们阶层低、能力小，懂得也不多，但也毫无疑问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了最大努力——是不求回报、不求后代感恩戴德的努力。我们所向往的朴素、真挚的爱，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我想，一个人长大了、去往更广阔的世界了，也千万不能忘却在背后默默支持过自己的人们。
星光不问记：很多农村的父母真的非常拼，尤其是孩子“有出息”的，他们更是拼命努力，会不断地用自己最原始的勤俭尽自己最大的力气去帮衬孩子。从农村走出去的“有出息”的孩子大多会留在城里工作生活，他们一般起点比较低，要在大城市里买房结婚生孩子，很不容易，这往往对身在农村的父母是一种煎熬，他们会透支所有，希望能让呆在城里的孩子早点过上好的生活。他们是很“伟大”的，但这种“伟大”的代价非常大，所以孩子们要多为父母着想，不要等父母说了才去做，不要让他们去透支身体，凡事要看得远一些，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更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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