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敏敏

几千年来，探讨苏轼文学成就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了。今天，只说几件有关东坡先生有趣的、或是打动我的小事。

（一）那些真心的好姑娘

大概一年多之前，我偶然间听到一首童声合唱团的《江城子》，当听到他们细腻的唱出“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时，我正默默的坐在餐桌前，那一刻的心情像极了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张国荣的《我》时的情形——面对那么遥远的、超时空的陌生人，你忽然就很想坐下来，像朋友一样认认真真听他们把自己的心事慢慢的讲完。

当他在梦里与已故十年之久的妻子见面时，那句“无言”的默然真切朴素，动人心弦。用“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样的话来形容苏轼大概很贴切吧，他这样的男人，一定是活在几千年里所有情义的要害中，也的确把爱情留给了身边最真心的姑娘，那些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好姑娘。

（二）垂死病中惊坐起，吃喝玩乐又一年

北宋时期的海南省是真正意义上的蛮荒之地，那时只有罪大至极的人才会被流放至此——隔海孤岛、有去无回，而苏轼在他的政敌心中恰巧就属于如此“穷凶极恶”的人。被贬到海南没多久，政敌们所想象他应有的颓势和绝望还未完全铺开，苏轼超然乐观的天性又将他拉回到自娱自乐的状态——初到海南的他惊叹于海蛎子的美味，还一本正经的写信给儿子“生蚝食之甚美”，让他千万不要公开生蚝的秘密，担心被朝中士大夫知道了，会跑到海南来跟他抢——真可谓“垂死病中惊坐起，吃喝玩乐又一年”。苏轼的心理素质过硬，吃得下、睡得着、看得开，无论何种境遇，都能活出一份自己的精彩，这种魔力，是上天的恩赐。

（三）往事不必再提，世事皆可原谅

谪居海南几年之后，朝政易主，苏轼再次被赦免北归，在这种略带“胜利归来”意思的旅途中，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许多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大概和现如今年轻粉丝们为迎接心仪的偶像在机场痴痴等待继而惊声尖叫的画面有几分相似（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与此同时，当年一心想致苏轼于死地的政敌章惇（也就是把他流放到海南的那位）被贬，章惇的儿子章援生怕苏轼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对待他的父亲，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愧疚，顺便想试探苏轼的态度。苏轼在给章援简短的回信中，写下一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往事不必再提，世事皆可原谅。

郭德纲曾说他最恨那些“根本不了解事情的起因，动不动就劝你放下的人”，当然，我也认为原谅敌人从来就不是任何人的义务，是人，就有自己的小心思小算盘和局限性，只是，那些原谅和放下更多的是与自己的和解，是善待自己的行为。苏轼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于心，只是不喜爱此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

（四）文人相轻不是大文人所为

苏轼一生的起浮和北宋另一位大文豪王安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门是政治上的敌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了。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对王安石的整体评价不高，称其“徒有基督救市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是一位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书中说王安石“困于雄心而不能自拔，成为梦想的牺牲者，任由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浮光掠影，消失于虚无缥缈之中。”

凡有血性，必有争心。对于林语堂先生的评价，我倒持不同的看法。说一件小事。

“乌台诗案”发生时，正是因为王安石的请命，宋神宗思虑再三才决定放过苏轼，未起杀心，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1084年，47岁的苏轼在被贬途中路经江宁（南京），专程拜访昔日政敌、63岁的前宰相王安石，欲为当年两党之争所导致的不和及误伤向王安石表达内疚之意。不承想，已经下野七八年、时在病中的王安石听说苏轼到了江宁，竟风尘仆仆的赶到渡口等候，这是多么入画的场景啊！苏轼离开后，王安石又对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历经宦海沉浮的政治对手，最后捐弃前嫌，惺惺相惜，人心于此力透纸背。性情如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物，于公可以势同水火、寸步不让，于私可以把酒言欢、肝胆相照，这是何等磊落的胸怀和高贵的人格。

文人相轻不是大文人所为，大文人看见别人有美妙的才华，非但不会嫉妒，反倒会倍加呵护，给予帮助。所以，才当得起一个“大”字。

在苏轼一篇不太出名的论“苦与乐”的小短文中，有一句令我很是动容的话：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羡慕那些看上去快乐的事，畏惧那些你以为苦闷的事，这都是还未遇到乐事和苦事时的心情而已）。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这天底下，总归是好人多。我喜欢东坡居士的这份通透，更敬仰身边每一位热爱生活不失本真的朋友——那些琴心剑胆，知行合一的美好的人。

5月30日于烟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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